浮华退去，一身疲倦在心头。上海究竟好在哪里？对于上层人士来说这里有最高级的物质享受，而且他们负担得起，对于白领及中产来说，这里可以提高较好的工作环境和可观的收入，即使对于下层群众，上海也有巨大的吸引力，这吸引力是什么？是高楼大厦，是发展前景，是完善的社会保障，还是那美丽的淘金梦？或许都是，或许都不是，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个漂泊的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份孤独与艰苦。
这是一个敏感而卑微的群体，在高物质化的上海，他们白天出入高档写字楼间，夜晚则栖居在麦当劳或者肯德基24小时通宵店。2010年3月，一次偶发的杀人事件，让“麦难民”浮出水面，随即陷入被指责的境地。
四月二十日凌晨，天钥桥路一家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里，两名男子靠在桌椅上睡去。
凌晨4时许，18岁的孙隆（化名）睡眼惺忪地走出网吧，在那里，他已经呆了15个小时。
网吧就在他工作的上海徐家汇美罗城里。对这一带了如指掌的孙隆，隔条街道，就到了天钥桥路，那里有家24小时麦当劳快餐店。他打算买两个汉堡填饱肚子，然后再往前走个200米，到一家肯德基24小时店小憩到天亮。和这家麦当劳相比，那里有皮座椅，睡觉更舒服些。
点餐时，孙隆的身后传来一句呵斥：“起来！不能躺下睡的！”在寂静的午夜，这句话让孙隆不自觉地转过头来。他看到两名中年男子支着身子，横躺在一排圆形转椅上睡觉，一名年轻的男店员正叫他们坐起来。此时，正是麦当劳早餐准备时间。这一幕，在同样以快餐店为家的孙隆看来，再熟悉不过。
但是，就在他吞下一个汉堡的工夫，被打断睡梦的那名男子，与男店员发生了争吵，双方扬言“要出去单挑”，继而发生肢体冲突。让孙隆没想到的是，该男子从屁股后袋里抽出一把刀，向男店员砍去。被刺伤的男店员，旋即瘫倒在地。而该男子回到自己座位后，拿起黑色牛津包，把刀装进包里，夺门而去。被吓坏了的孙隆，躲进厕所里，报了警。
这一天是2010年3月19日。下午，上海《新民晚报》等媒体随即报道了这个命案。根据媒体报道，被害的麦当劳员工叫李锋，1987年出生，上海金山区兴塔镇人。这是个勤劳而有为的青年，大学毕业后，晚上10点到翌早6时，就到麦当劳打夜工补贴家用。
在治安一向良好的上海，出现这样的命案，算是一件大事。在上海著名本地网站“宽带山”上，上海人与YP（外来人口）之间的口水战因此爆发。
受惊后的孙隆，走出麦当劳，加入到徐家汇庞大的上班人群，如一滴小水滴，投入汪洋大海。在这个上海最繁荣的商业区，在高楼林立的写字楼间，孙隆时常觉得，这里上班族的脚步，比村里人走路还快上好几步。
孙隆在美罗城地下一层的“大食代”美食广场，受雇于一家广东煲仔饭食铺。他每日站在摊位电脑前收银，派单到厨房，工作8小时，每月薪水1300元。虽然包吃住，但是他并不喜欢那间局促的住房，隐藏在美罗城边一条窄巷子里，还得挤进七八个人。
孙隆出生于青海边陲一个回寨，10岁那年，因为在学校打群架，害怕父母责骂的他，从家里偷拿了1000元，带了两个同学离家出走。8年来，他去过福建、浙江，因为仰慕《上海滩》里的许文强，今年年初，他来到了上海，来了后才知道，“哪有许文强和遍地黄金，原来《上海滩》拍的是旧上海。”
最初，孙隆选择在厨房过夜，但是厨房的水龙头，也跟他作怪，淋了他一身。好在还有天钥桥路123号的肯德基，那里有跟他一样付不起房租的人，那里每晚有约定俗成的茶话会，一起度过漫漫长夜。
这群将通宵营业的快餐店当成超廉价宿舍的城市贫民，有一个同一标签——麦当劳难民。这个人群最初在美国快餐店出现。2007年，日本人特地为此取了一个新名词“McRefugees”——麦难民。2006年9月，麦当劳在中国推出第一批24小时餐厅。同年12月，北京一家媒体发表报道，称北京24小时麦当劳餐厅，成了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之家。
天钥桥路123号
作为上海著名商业网点的徐家汇，肯德基和麦当劳等洋快餐店依次而立，不下十几家。
事后，美罗城肯德基店的一位清洁女工，在电视里看到了那个杀害李峰的犯罪嫌疑人身影，心有余悸。她认出了这个持刀者，当晚准备在店里留宿，因为打烊才被她赶了出去。这家肯德基与事发麦当劳同处天钥桥路路口，隔街相望。
对于在此过夜，事发麦当劳的陆姓店长说，麦当劳“并没有允许，也没有不允许”。而在这一带的24小时快餐店中，众所周知，留宿情况最为严重的当属天钥桥路123号的肯德基，“因为那里有沙发，我们这儿都是硬凳子。冬天时，他们甚至卷着铺盖进去。”
每当夜深人静，天钥桥路123号犹如一个小型铁路候车室。在此度过长夜的，除了情侣和附近ＫＴV尽兴后的年轻人，多数是与顾客身份无关的“麦难民”。
这是个弱关系群体。每晚10点后，他们陆续汇集在此，行头是一个书包或一个马夹袋，甚至什么都没有。他们一般坐在与服务台相距最远的地方，从来不叫一杯饮料。他们消遣的，有自带的武侠小说、证券与成功学书籍，或是客人留下的报纸。午夜之后，困倦的他们分散到餐厅每个角落。在有隔板的沙发包厢内，枕着书本或报纸，趴在圆桌上，甚至躺在座椅上睡觉。
孙隆在这里，有一个十多人组成的熟人圈。
白天，他们散兵游勇般地在徐家汇写字楼和五星级酒店里游走，工作大多是一天一结的兼职：美罗城百脑汇前的广告派发员、餐厅清洁工、星级酒店宴会兼职侍应，临时演员，保安，演艺公司的掮客，甚至是组织街道献血的血头……
天黑后，他们围作一桌，谈论动辄两三万的房价，嬉笑着何时能买得起房，但他们更爱的还是研究彩票走势，这是他们在上海暴富最不可能也是最有可能的途径。他们会讨论天亮后去哪儿工作，相互传递附近的招工信息，但是，同样的身世，让他们敏感地维系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不去深入探听对方的底细。时而旧人离开，继而新人补进，始终保持着十人左右的动态平衡。
在天钥桥路123号，他们与那些店员，如分属两个世界，井水不犯河水。店员们说，“我们跟他们没有关系”。
有女工在他们聚集的窗边角落发现满地瓜子壳，气愤问是谁吃的，他们嬉笑着不置可否。当然，也有人会向店员表示友善，比如孙隆。他看见女工要换垃圾袋，便主动上前帮忙拖出垃圾箱。他是留宿者中既活跃又讲义气的一个，曾对从青海一同逃出的两个通行者讲，“只要你哪天找到我，我再穷总给你一口饭。”
保安，是这些“麦难民”们不得不打交道的人。每晚9点到翌早7时，天钥桥路123号里的保安都要巡逻。孙隆们经常在睡梦里被扰醒。
“坐起来睡，脚放下来。”这是25岁的保安师继高，在午夜最常说的一句话。他整晚都在按既定路程转悠，唯恐有人“睡着睡着就躺下来”，让肯德基的营业形象受损，每月1500元的薪水让他丝毫不敢松懈。
在孙隆看来，在这个高物质化的城市，师继高和自己一样，是可怜的打工者，排外的上海人眼里的外来者。
今年年初，师继高从甘肃定西到达上海火车站，刚一出站便碰到浦东一家保安公司在招工。他成了这家肯德基店的正式保安，也是他立足这个城市的立身之本。
凌晨二三点是人最困时候，也是师继高一天工作的攻坚阶段，那时留宿者时常多达三四十个。师继高会提醒每个留宿者将自己的包看好，有时碰上留宿者之间打架，他也会前来劝阻。
久之，这些麦难民们与师继高混到很熟，彼此甚至攀比起薪水来。孙隆的同伴张东杰，时常调侃师继高赚得并不一定比自己多。但是，这样的攀谈，并没有换得网开一面，师继高仍然会把他们叫醒。这让张东杰感叹他的一本正经同时，更觉得这个工作吃力不讨好。
上海梦
“我对这里的东西闻都不闻。”
23岁的徐州小伙张东杰，几乎尝试过一切徐家汇兼职工种。他出入过“连上海人都很少去”的五星级酒店，为在他看来是大人物的来宾服务。虽是短期兼职侍应，张东杰却能将酒店提供的服装穿得仪表堂堂，完事后，还能吃顿酒店员工餐，洗个澡。
相比孙隆，这个城市，对于大学肄业生张东杰来说，更为宽容，也拥有更多的机会。
张东杰本是哈尔滨一航空学院物流系学生，大二时，他发现生财牟利才是人生要旨所在，选择了离开学校，来到上海。这个大舞台，为他开辟了一条别开生面的财路：做掮客。他为街道找献血者，为会展中心找“小蜜蜂”，为电影找临时演员。
有经纪公司让他找模特，张东杰找到了6个大学生，每个模特他提成150元。在深夜的“卧谈会”上，他会对“难友们”说：“我们在浦东环球金融中心走台，多少人去过那种地方？”语气多少带点炫耀。
对于月赚四五千的张东杰来说，租房根本不是问题。事实上，他也和人在闵行郊区每月花400块合租了一间村屋。但是，为了方便来回于徐家汇，他每天还是带个马夹袋，装着衣物和牙刷夜宿肯德基。衣服是他第二天的行头，视工种而定，比如高级酒店就得正装，而组织人拍街头广告则只需便装。
跟张东杰不同，祖籍山西临汾的杜龙龙唯一的落脚点是肯德基。有时傍晚，他和张东杰各携一个即食饭盒来到肯德基聚餐，不禁焦灼起未来。他已厌恶了这样游击式的工作与生活。从武校毕业后，他的梦想是当一名演员，但是现实是，他只能在太原骑着脚踏车运煤气，300块的月薪还时常被拖欠。
春节时，杜龙龙跑遍了徐家汇各大酒店的宴会，可现在正是宴会淡季。见识过上流社会图景的他，不甘心做一般小饭店的服务生。但如今，他想通了，只要是工作，再苦都能干。他乞求师继高能帮他介绍到肯德基里工作，但是没有健康证；前段时间听说浦东机场物流招装卸工，他立即坐地铁二号线去浦东，下了终点站却发现浦东机场还远着，只能折回。
在上海漂泊了6年的他，会突然觉得自己很不正常、很自卑。“有时想还是死了算了”，他眼中放光地说出这几个字。
3月28日，为迎接世博会，修饰一新的外滩揭幕。杜龙龙和张东杰一起跑去看热闹的开幕式。在人墙外，虽然只能瞄到一两眼盛况，但足以让他激动不已。回来后，他自豪地说，“在大上海，刘翔和韩正我们也看到的”，但随即又黯然感叹，“算了，花花世界也见过了，就回去吧。”上海，对这些挣扎在低层的外来城市贫民来说，终究是一个外表光鲜而难以生存的地方。
“但是见过了世面，就不想回去了。回去只能种田，找个老婆过一辈子，不甘心。”杜龙龙说。而保安师继高的想法跟他不谋而合，他给自己定下目标，要五年内在上海挣够结婚的钱，不管届时是否有对象都要回去。
张东杰和孙隆，还打算在这个城市呆下去。
他们时常光顾美罗城四楼的书店。张东杰翻阅很多现代诗人的诗，他的兴趣是写诗和散文，曾写下《秋思》，贴在自己的新浪博客里。
阿隆也去那儿看高中语文书，“字都认识，就是连成句子看不懂意思了。”说到那改变他一生的祸端，不无懊恼，“想想家里像我这个年龄的小孩还在念书”。 一米五高的他，长着一张娃娃脸，却充满着江湖气。他至今对家乡“一望无垠的草甸”和“很会玩耍的同伴”记忆犹新，有时会一啧嘴说：“终有一天会回去，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警察和记者
3月29日，杀害李锋的犯罪嫌疑人杨志在山西太原落网，他在一家酒店桑拿房散座上被找到。关于凶手的信息，上海各媒体只是发布了简单的通稿。上海警方决定对外封锁一切消息，一位孙姓警员告诉记者，“凶手的精神不太正常。”
麦当劳公司将李峰家属从金山接来，安排到一家市内酒店入住，共同协商善后及抚慰标准。麦当劳公关部负责人刘晓霖说，“希望媒体与麦当劳一起配合市委宣传部的文件，确保世博能顺利平安地召开。”刘晓霖同时表示，只要是夜间营业场所，都存在留宿者这个普遍的社会问题，而麦当劳凶案是个罕见的偶发事件。
杜龙龙声称认识杨志。他说，“（杨志）有时候来肯德基，但他脑子有问题”，但杜龙龙始终不肯透露更多的细节。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李锋曾扬言单挑时，亢奋了起来：“他死得活该”。
张东杰在为死者扼腕的同时，同时断定他一定是态度不端正。他的一个生存法则是，在上海这个地方不能多管闲事，否则必遭不测。就比如这个肯德基小生态群，“黑的白的，穷的富的都有，只有管自己的事、赚自己的钱才是处世上策”。在徐家汇，他曾目睹半路抢劫，最后选择了“管好自己的嘴”。
在命案发生后，徐家汇警方加强了夜间巡逻。每天凌晨1点左右，警员会来到快餐店，盘查留宿者的身份。杜龙龙身上携带三张身份证，有两张是捡的，会出示哪张给警察，完全凭他高兴。“今天我是杜龙龙，明天我是杨英英”。 杜龙龙说。
而强烈的尊严感告诉张东杰，警方必须出示警官证，这是“最简单最起码的道理，都是正常的人，没有人是傻子”。现在记者也成了他们的对立面。某日，杜龙龙在盛怒下轰走了两名上海某媒体的记者，“再拍砸你相机。”
现在，对于孙隆、张东杰他们来说，他们的行动仍将不离徐家汇，麦当劳杀人事件只是多了一个谈资，偶尔会彼此开玩笑，说：“警察来了，记者来了”，随即一片欢腾嬉笑。
在世博会前的那天清晨6时，醒来的留宿者排队等待盥洗。当天，张东杰的计划是外出洗个澡，买件衣服；而杜龙龙下定决心要在这天办好健康证，之后去麦当劳应聘服务员。
他们一起走出肯德基，两手空空地荡向天钥桥路路口。那时，成片的玻璃幕墙大楼在雾中显得飘渺，只有美罗城前的那块LED屏幕，炫目地告诉他们，世博会来了。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 
浮华退去，一身疲倦在心头。
跳楼本来是个可怕的字眼，它代表的是绝望，是走投无路，而在富士康，跳楼向编故事一样，离奇的让人不愿相信是现实，一次次挑战公众的底线，在故事的背后，更是迷雾重重，在抨击富士康的同时，我们对它是不了解，是质疑。
事业单位招考，与高考一样，被称之当前最能体现公平的一种人才竞争选择。然而，三亚出现的超级震撼99分，再次击溃了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最后一丝幻想，也再次印证了此前的种种传言：公务员考试，看起来很美，其实黑洞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