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

       今天一口气听了三场讲座，晚上9点钟从教室出来，感觉有点疲惫。本科学校偏安一隅，讲座稀少，若有稍微知名人士来访，年级上下必悉数出动，动辄上百人，现在学校的讲座可谓是好戏连台，以至于大家已颇有不屑之情绪，不是自己导师主持的讲座是否“出席”都要考虑下，自然每次都在会议室举行，台上台下坐满，也就20来人，且一般不会有本科生来参加，浪费资源啊。

       不过咱可是个好学的人，今天先听了台湾中央研究院刘石吉关于江南城市史的讲座，上来皮拉啪啦讲解了一番古代城市的军事属性，很通俗，接着讨论两岸行政区划改革中“县”越来越少，市和区越来越多，全球殖民统治最成功的是日据时代的台湾，上了历史系，误上贼船，就好好当贼吧，这话说的不假。自我感觉台湾的学术水平也不比大陆高，但台湾人比大陆人、香港人都更像中国人，台湾的传统文化教育从小抓的就很好。

      接着又听了吴怀祺的讲座，晚上去金融学院听了一个关于求职的讲座，看那老师第一眼，感觉气质很优雅，办事很严谨，总体感觉蛮实用的，具体细节不罗嗦了，累了，休息……，出去没带相机，随便搞张江南的图挂上，希望给你带来美感。

文：雷颐

　　出处：读书1996年第6期

　　若从陈独秀一九一五年创办《新青年》算起，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已逾八十个年头了。当年的文化先进们大概想不到，他们的言论在八十年后依然是令人敏感的话题，依然能拨动人们的心弦，使人感情色彩强烈地或是肯定或是否定、或是严厉批判或是坚决维护。这说明，纵然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宣布要“超越五四”，而实际仍然无法“超越”。或许，这便是当年新文化运动先锋们的伟大之处，紧紧抓住了历史的主题，令后人难以超越。而这或许是后人的不幸，说明时虽过而“境”未迁，我们仍是在与之类似的“语境”中说话，无法轻易超越。

　　无论对五四取何态度，却都不否认它的重要性。的确，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切似乎都必然在此汇拢，而此后的一切似乎又都由此生发。读毕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六○年出版的周策纵教授所著《五四运动史：近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使人对这一点的感受更加强烈。在这部洋洋四十六万余言的里程碑式的巨著中，周策纵先生对五四运动的社会和思想背景、事件具体过程、巨大历史影响及各种政治派别在不同时期对五四的不同阐释等等，都作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和鞭辟入里的分析，丝丝入扣，发人深省。这确是五四研究的经典之作，并不因出版的久远而过时。

　　对这一意义深远的历史事件，作者作出如下定义：“它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知识分子的其它社会和政治活动。这一切都是由以下两方面因素促发的：一方面是由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所激起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是有一种学习西方、试图从科学和民主的角度重新评价中国的传统以建设一个新中国的愿望。它不是一个统一的严密组织的运动，而是许多通常具有不同思想的活动的结合，尽管这个运动并非没有其主流。”(5页)尽管五四运动的背景十分复杂，但在这一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清末以来逐渐产生、壮大的新式知识分子、新的工商阶层和工人阶级。实际上，传统的社会格局已无法容纳这些新的阶层，最明显的是一九○五年科举制度的废除，表明旧的士大夫势力的衰落。但是新的诠叙制度又未建立，此后新式教育的迅速扩大却产生了大量受现代文明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与现代西方文明的各种形式的接触，与传统的思想体系和统治阶级的不断疏远，使得他们能够领导其他不安定分子开展一场‘救国’的伟业。五四运动正反映了所有这些社会势力的重新改组。”(第10页)

　　而直接触发五四运动的两个因素却是互相矛盾的，即强烈的民族主义和为学习西方富强之路而导致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无情批判。可以说，从近代以来这一矛盾就一直存在，但在五四运动中，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为号召的民族主义达到了最强烈的程度；以“打倒孔家店”为号召的反传统主义也达到了最强烈的程度。但这种逻辑的矛盾却并不是历史的矛盾，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中，正是为了救国才要学习西方，学习西方也正是为了救国。也就是说，是民族的“救亡”为偏离、批判传统提供了合法性。这样，中国儒学正统的“天下”观念不得不让位于现代的“民族国家”(National-State)观念。其实，中国传统的“天下” 并非一视同仁的“普天下”，而是自视为“天下之中”、具有强烈文化优越感的华夏中心主义。这种“天下主义”对异域文明极端排斥，并皆目之为“狄”“夷”，要严守“夷夏之防”，实际拒绝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结果恰恰反对“天下一家”。相反，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却承认异域文明的合理性与向之学习的必要，这恰是文化交流融合的前提条件。作者通过对五四运动具体史实的分析表明，此时的民族主义并不排外，是一种健康、开放的民族主义。然而，纵观中外历史，产生、维持这种健康的民族主义极为不易，很容易就会滑向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五四时期的难得之处在于，民众中的民族主义为这一运动提供了强大的感情动力，使之能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受现代文明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则提出了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种种措施，为这一运动赋以思想内容。

　　为这一运动赋以思想内容的青年知识分子，主要是来自在美国、日本和法国学习的留学生。作者的研究表明“这些学生回国之后，通过他们所提倡的不同的、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办法，显示了三个国家的文化差异。五四运动也反映了这些不同的影响。”(26页)

　　大体说来，以胡适为代表的留美学生态度较为和缓，对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起了较大的作用，而后在哲学、教育理论、科学方法论及整个学术界，起支配作用的也是“留美派”。通过胡适，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理论广为传播；他们主张点滴的改良而反对暴力革命，希望通过“教育救国”。从清末起，留日学生最多，也最激进地投身政治。而且，新文学的创造也深受日本风格的影响，如周氏兄弟和郭沫若等创造社成员，都是留学日本。作为援西入中的一个中转站，日本的另一个影响是向中国输入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片山潜、幸德秋水等广为人知“总起说来，中国留日知识分子比在任何其它国家的留学生受到更多的军事、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35页)当然，法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自二十世纪初以来，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思想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独步一时，在二十年代的更为流行；法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别具魅力，在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的经历更是在他国学习的学生所没有的，他们对欧洲的劳工运动和华工状况的深入了解使之容易走向社会主义，对后来的群众运动有着深刻的影响。总之，“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质常常带有法国浪漫主义的痕迹。”(36页)

　　对五四运动后期苏俄异军突起、影响剧增的原因，作者作了非常细致的探讨，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列强对华政策、对五四运动态度的变化、苏俄的政策等等都作了具体的研究。“西方在华租界当局对新思想运动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态度以及列强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与西方思想家、政治家如杜威、罗素、威尔逊等人所鼓吹的思想相去太远。俄国对中国的诱惑，是针对当时正在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潮以及中国企图摆脱列强政治和经济控制而展开的独立运动的。”“这样，西方对中国的追求商业利益的自私态度和俄国社会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诱惑力，便深刻地影响了五四运动潮流的趋向。”(214页)

　　但在运动的前期和中期，新知识分子联盟中的这种差异却为对传统和旧势力的批判所掩盖。面对他们凌厉的攻势，守旧者的反对相当无力，正如作者所言：“从一开始，保守派的反对就是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的努力不是为了得到公众的支持，而是为了招致政府的干涉。他们企图说服安福系控制的国会去弹劾教育总长和北大校长，并且要求教育部解聘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自由、进步的教授。弹劾的议案曾在国会提出，但因政府慑于学生和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对而没有通过。”(72页)然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节节胜利，新知识分子间的差异也日渐扩大，终于分裂。这也标志着近代中国中西论战的重大转变，而后的几次论战，主要是“西与西战”，如“科玄论战”中维护中国传统的“玄学派”，也是以伊倭肯(Eucken)柏格森(Bergson)等西洋“玄学鬼”的理论为基础的。这种分裂无疑表明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深入，即突破近代以来将“西学”简单看成一个整体的模式，而认识到“西学”的复杂性和彼此冲突的多元性。然而这种学理性分裂冲突，在近代中国又极易转成政治性分裂冲突；或许，这原来就不是“纯学理”的讨论。

　　这种分裂，首先发生的是“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自由主义者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建议后不久的一九二○年，很多社会主义者及其追随者开始走向工人和农民中去研究他们的生活状况，而自由主义者却很少参加这种社会调查和劳工运动。一九二二年后，不少自由主义者却倾向于从事考据之类的学术工作”，(221页)忽视了社会政治问题。这固然是因为他们的基本设定是文化和教育的改革远比政治的变革更为重要，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近代政治的残暴黑暗深有了解却又无能为力的一种躲避，因为他们认识到自由的期望有赖于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力量，而这是他们当时无力掌控的。但五四运动在本质上是一次思想革命运动，而之所以能产生这种运动，却恰恰又是因为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不断高涨的结果，所以这场思想文化运动必然要导致更为积极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运动，各不相同的政治派别大都由此发端。不仅各种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高潮迭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中去，就是以“二十年不谈政治”为标榜的自由主义者也难以避免。他们在《争自由的宣言》中无奈地感叹道：“我们本来不愿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胡适在日记中也不得不承认：“政治不良，什么事都不能做：教育也办不成，实业也办不成，甚至于小生意都做不成。”所以他们不但创办论政的《努力周报》，甚至还组成“好人政府”，希望改造军阀。但“这些改革建议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们既没有权力上的支持，同时也因为大多数倡议者不愿意采取过分反对军阀的实际政治行动”，而且“这些人中许多人脱离人民群众，甚至脱离大多数年轻积极的知识分子。”(241页)结果，他们不但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中，而且丧失了对广大青年的影响，只得再次回到学术研究之中。在血火不断的近代中国，他们无视社会经济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不愿卷入政治的风暴，而企图通过文化、教育救国的努力的确是不切实际的，终只能成为无足轻重的政治砝码。

　　所以，自由主义一派在为“五四”“定性”时，总是强调这是一场思想和文化运动，而回避是一场政治运动，甚至认为后期的“政治性”有碍于它的“正常”发展。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一再受到来自大权在握的国民党的政治的“妨害”。

　　国民党定都南京后，实行以恢复传统道德为主旨的文化保守主义政策，对五四运动大加挞伐。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今后的宣传工作“以唤起民族精神，御侮自卫，共赴国难为主旨”。认为强国“就要先恢复中国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民族道德”，(蒋介石：《革命哲学的重要》)并规定这“八德 ”培养是普通教育的目的。为此，他们发动了“新生活运动”，因为“‘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把中国固有的东西，象礼、义、廉、耻等通统摧毁，把外国的自由主义、阶级斗争等等学说介绍过来”；所以新生活运动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底破坏运动，改变成一个建设运动。“‘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完全不要，今天的新生活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加以发扬”，“‘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天的新生活运动，完全是那样绝对不同的东西。”(贺衷寒：《新生活运动之意义》)蒋介石在四十年代依然说：“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指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它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险了！”(《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直到退居台湾的五十年代，他仍把“民主精神”解释为“纪律”，把“科学的意义”解释为“ 组织”，并认为应加上民族主义或传统伦理道德作为第三个口号，以补充“民主”和“科学”。

　　对此，胡适等人是坚决反对的，起初还撰文力争，对国民党怒斥道：“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如果这几件最低限度的改革还不能做到，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但国民党反应相当强烈，施加种种政治压力和迫害。在政治高压面前，胡适等人只得沉默下来，在三十年代中期凄然感叹：“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因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出的政治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在近代中国，这种政治哲学的确是势单力薄，难成“ 时髦”。正如周策纵先生所言，五四的“个人解放的潮流与西方所宣扬的个人主义并不是一回事，与西方所提倡的自由主义意义也不尽相同。”“五四时期对于个人和独立判断的价值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但同时又强调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360页)这样在五四运动的后期，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实际已居主导地位。

　　可以说，五四运动的变化对后来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有着关键性影响，在其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经历了比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为深刻的变革。但那个时期兴起的潮流依然左右着今天；那个时期提出的深刻问题依然有待重新思考和解决。”(368页)

　　一九九六年初春于东厂胡同一号

弘扬“五四”精神，谱写青春篇章

当春的气息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时候，我们迎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五四”青年节。八十六年来，中国青年前赴后继，在“爱国、进步 、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的感召下，谱写了光辉的新篇章。八十六年后的今天，弘扬“五四”精神，继承光辉传统，已经成为我们当代青年 共同的需求与责任。“五四”，从此成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青年的一面旗帜。

岁月如烟，流年似水。“五四”运动所包含的“爱国、进步 、民主、科学”

的精神火炬，经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接力传递，正由当代青年高举着迈向新世纪。

“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传统和精神，不仅深深扎根在历史的土壤中，而且与当代青年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年轻一代追求和奋斗的坐标。

几度春风几度花，十年耕耘为育人。在邮院这方万亩之余的土地上，今天有我们1000多名师生员工的集体耕耘。这座崭新的的摇篮正在培育新一代的邮电新人，而年轻一代又赋予她许多新的内容。“求是、立德、尚学、精业”殷殷期望，言犹在耳，已成为我们学校的主旋律。

中国革命的先驱李大钊曾疾呼：以青春之我，创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创造是青春的本色，时代呼唤创新型人才，这就要求广大青年朋友具有强烈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激情。在实践中，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只有在这样新发明、新发现、新创意、新开拓，才会在各种领域不断涌现。

奉献是一种别样的青春，许许多多的师生默默无闻的奉献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岗位上，为学校建设添砖加瓦，为校园形象增光添彩。在奉献中确定人生的坐标，在奋斗中建功立业。

青年不是华丽文字修饰的，也不是矫情造作的，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更希望用这样的文字和语言来表达我们的心情。勤于学习、善于创造、甘于奉献，就是一代代青年人的青春使命，也应该是当代青年人的青春和风采。不仅如此，而且至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这样的勇气和不屈的精神，“五四精神”为我们指明方向和外来。

每日里，我们醒来，看旭日东升，这是新的希望；每日里，我们行走在暮色中，看夕阳西下，看夜色渐重，今天的收获，是明天的新希望。纪念“五四运动”重温八十六年前“五四运动”之“五四精神”，我想起鲁迅先生曾说过“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之于一个国家民族永远都是至为宝贵的财富，也是一个重要的兴亡根本。观现今之中华，唯以艰难概之，，国家之富强，民族之振兴，实需国民共同努力，当代青年责任更为重大。”

新时代呼唤新青年，在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六周年之际，我们邮院的广大师生，与时俱进、继往开来，学习和发扬“五四精神”，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五四运动”的新时代意义，沿着先辈的足迹，踏上新实际的征程，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同学们，来吧！让我们弘扬伟大的“五四精神”，共同谱写青春篇章，为邮院的辉煌明天而努力。

周策纵（Zhou Cezong）
　　周策纵（1916.1.7～2007.5.7）　湖南祁阳县（现祁东县）大云市竹山湾人。周耿琴长子。中学时开始文学创作。1942年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毕业，任重庆市政府编审、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编审，为蒋介石起草了一些文稿。1948年辞职，赴美国留学，开始潜心研究中国五四运动历史，获密西根大学博士学位。由论文扩写而成的55万字《五四运动史》，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以英文出版，影响很大，再版7次，宣传了五四运动的历史价值。
　　周策纵是国际《红楼梦》研究会主席，多年潜心于《红楼梦》研究，所发之论，无人能望其项背，早年即已被公认为红学研究泰斗级人物。1980年6月，在威斯康辛州首府主持召开了首届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并任会议召集人和大会主席。此后，还促成了在中国哈尔滨、江苏扬州、台湾和北京举行了第二、三、四、五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他还是国际中国现代文学讨论会主席。著有《玉玺·婚姻·红楼梦――曹雪芹家世政治关系溯源》、《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红楼梦案》等系列红学论文和《破斧新诂――诗经研究之一》、《中国浪漫文学探源》等古典文学研究论文，出版了新诗集《海燕》，翻译了泰戈尔的《萤》、《失群的鸟》等作品。他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方语言和历史系终身教授，曾获美国福特基金会学术奖、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学术奖、美国古根汉学术奖、美国科学院学术奖等。1981年以后，多次回国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努力加强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的沟通。
　　（据《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甘建华主编，尔雅文化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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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贡献】
　　湖南省祁阳县（今祁东县）人，1916年出生于祁阳县农村一个读书人家庭。其父参加过武昌起义，对子女教育注重用传统文化施教。9岁入新武小学读书，后入衡阳五中、岳云中学，受到北京大学毕业的有革新思想的教师的影响，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入长沙一中后，他在国文、历史、地理和书法、写作方面的才能逐渐显露出来。高中毕业后考入金陵大学农学院，未入学。改入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毕业后，曾任重庆市政府编审、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编审，为蒋介石起草了一些文稿。1948年辞职，赴美国留学，开始潜心研究中国五四运动历史，获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学位。由论文扩写而成的55万字的《五四运动史》，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以英文出版，影响很大，再版7次，宣传了五四运动的历史价值。此后，又编著《五四运动研究资料》，收入了五四时期上千种报刊、资料。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夫人致信给他，感谢作者反映了她和罗素1920年访问中国时那个时代的和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199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把他的《五四运动史》译为《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在国内出版。
　　周策纵是国际上较为著名的《红楼梦》研究专家，是国际《红楼梦》研究会主席，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方语言和历史系终身教授。1980年6月，他在威斯康辛州首府主持召开了首届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并任会议召集人和大会主席。此后，还促成了在中国哈尔滨、江苏扬州、台湾和北京举行了二、三、四、五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为研究和宣传《红楼梦》作出了贡献。他还是国际中国现代文学讨论会主席。著有《玉玺·婚姻·红楼梦一一曹雪芹家世政治关系溯源》、《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等系列红学论文和《破斧新诂一一诗经研究之一》、《中国浪漫文学探源》等古典文学研究论文,出版了新诗集《海燕》，翻译了泰戈尔的《萤》、《失群的鸟》等作品。1981年以后，他多次回国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努力加强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
　　周策纵先生因病于2007年5月在美国旧金山阿巴尼家中逝世。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根据流行已久的观点，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学术运动堪与战国中晚期发生在“稷下学宫”的学术活动相媲美，也没有任何一个学术流派能与“稷下学派”相提并论。但是，也没有一种学术现象或学术存在竟像“稷下学派”一样，其出现和存在的根据是那样地简单和薄弱，而其真实性和确实性却从来没有受到丝毫的再思考，遑论置疑性的考辨。本文则试图在这方面稍作探究，以期加深或确定在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
     1.问题缘起。一般认为，稷下学宫始建于战国中期，历时150多年。根据后世研究者的意见，在这150多年中，当时天下著名学者都曾莅临位于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或长期学术研究、参政谘政，或短期逗留、以文会友。但是，令人困惑的是，被认为凡是在那个时代到过此地并因为在此处的成就而闻名天下的学者，在其著述中，多至十几万言的巨著，少到几千言的精文，却从不提及“稷下学宫”四字，更不曾炫耀作者们自己在稷下学宫的这段一生中不可或缺的学术或政治经历。
     2.“稷下”考疑。大倡“稷下”者，司马迁是其第一人，《史记》是其第一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第。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史记》明言“稷下”者只是上述两处，但其影响所及，却大大超乎人们的想象。司马迁之后，关于稷下学派的说法纷纷扰扰，竟相发明，而且其详尽程度远胜于《史记》，大有所谓“层累”的效应。后人的记述有三个特点。第一是重复，即重述《史记》的看法，认为确有稷下之学和“稷生先生”等。二是增添，即依据个人推断，为稷下之学增加新内容。三是歧议，即不同于《史记》的说法。这就说明，一方面，后世学者很想弥补司马迁关于稷下学术之说法的不合情理之处；另一方面，由于稷下学术本身缺乏必要依据，后人的论断不免具有随意性，甚至与司马迁的说法相抵触。
     3.“稷下之宫”考疑。在对司马迁《史记》所言稷下学术的“层累”描述中，关于“稷下之宫”，后世称为“稷下学宫”的描述最为生动。《史记》只说齐宣王赐给“稷下先生”以“列第”，后人却增加了详细说法。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集解》：又虞喜曰：“齐有稷山，立馆其下以待游士。”《水经注·淄水》：“刘向《别录》以稷为齐城门名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门下，故曰稷下也。《郑志》曰：张逸问《书赞》云：‘我先师棘下生，何时人？’郑玄答云：‘齐田氏时，善学者所会处也。’”徐幹《中论·亡国篇》：“齐桓公立稷下之官（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
     很显然，为了附会《史记》的“稷下”之说，后世学者先是把“稷下”与“稷门”或“稷山”联系起来，然后又说这些谈说之士定期在“稷门”之下会谈或辩说，接着又说在“稷门”之下“立馆”或“宫”，逐步把一件不确定的事件描述得有鼻子有眼。到了近现代，更有学者索性以“稷下学宫”为称，以“稷下学派”为说。而实际上呢？从最初的“稷下先生”和“列第”，到最终的“稷下学派”和“稷下学宫”，是经过了好多次无缘无故的跳跃和想象才实现的。
     4.“稷下”之“祭酒”考疑。在司马迁认定的稷下之学中，“祭酒”这一名词的说法及其确定性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史记·孟荀列传》：
     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
     遍览先秦典籍，特别是战国诸子著作，并没有看到与上引《史记》用法相当的“祭酒”一词。观《索引》之义，“祭酒”应与某种礼仪有关，但在《周礼》中并无此词，《礼记·乡饮酒义》谓：“祭荐，祭酒，敬礼也。”而在《仪礼》中，作为专门用语的“祭酒”一词共出现50多次，但其用法均与《礼记》略同，指是的某种礼节或某项礼仪中的一个环节，并没有把“祭酒”视为尊号或职务。
     根据现有记载，以“祭酒”为荣誉称号或尊号者，最早见于汉代典籍。在西汉中前期，“祭酒”只是一种尊号，并没有成为固定官职，并且“祭酒”这个尊号尚未进入学界和学官。到西汉末期，“祭酒”被逐渐定型为一种官职，并且主要使用在学界。东汉以后，“祭酒”一职逐渐从学界演化到政界，前者如《六经》祭酒、《尚书》祭酒等，后者如司徒祭酒、军谋祭酒等。东汉以降，“祭酒”用于官职者愈多，同时，用于学界的官名也越来越多。
     5.荀子“三为祭酒”考疑。《史记》所认定的荀子在稷下“三为祭酒”最为后人称道，被认为是稷下学派曾经存在和辉煌过的最有力证据之一，但事实上却是最有疑点的说法。在《荀子》中并未出现“稷下”这个词，更没有出现过“稷下先生”、“稷下之学”和“祭酒”等相关说法。《荀子》毕竟是先秦时代和早期儒家学派中大部头的著作之一，甚至被认为是先秦思想的总结，那么，对于汉代部分学者推崇的那么重要的“稷下”学派，它竟然没有从学派的角度去论述，没有从领袖人物的角度来阐述，这难道还不足以让人对这一学派的存在产生疑窦吗？《荀子》虽然不是荀子的传记，但它对于荀子一生行迹多有叙说，对于荀子在齐国的活动，以及与齐国君臣的对话也多有记载。可是，对于荀子在齐国获得的堪称是其一生中最高世俗成就的“老师”地位和“祭酒”职务却只字不提，这未免让人难以置信。
     6.“稷下先生”考疑。稷下之学的历史确定性，亦有赖于司马迁笔下“稷下先生”的确定性和真实性。《史记》虽称“稷下先生”有76人，“稷下学士”更有“数百千人”之众，但《史记》能确认的“稷下先生”共8人。其他“稷下先生”只见诸汉代以来的其他记载，其名姓传于后世者仅4人。还有个别学者，因为在战国中后期游历齐国，就都被近现代研究者定为“稷下先生”，这显然就更加勉强了。
     “稷下先生”在“质量”方面之逊色同样让人惊诧。据《史记》记载，“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都有著作问世，但流传于后世却寥寥无几。《汉书·艺文志》只记载有荀子的《孙卿子》33篇、田骈的《田子》25篇、邹衍的《邹子》49篇和《邹子终始》56篇、邹奭的《邹奭子》12篇、慎到的《慎子》42篇、尹文子的《尹文子》1篇、鲁仲连的《鲁仲连子》14篇，其余有名姓传
     于后世的4位“稷下先生”并无传世之作。即使是上述流传后世的作品，除荀子的著作之外，其他7位的著作，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或者是后人的托名之作，或者是后人辑集的作品，而其著作的内容也相对肤浅。这就告诉我们，若干“稷下先生”的著作之所以少见或佚失，证明他们个人成就的影响力、他们著作的深度和传承性，都是相当有限的。
     7.结语。对于稷下之学的重视，在汉初尚未开始，这
     主要是由于汉初思想界的斗争尚未展开，黄老之学的主导地位未受撼动，学者们就不会为黄老之学无端张本。而从汉武帝时代开始，思想界的斗争逐渐展开。不管汉武帝的内心如何，他对儒学和儒生的重视，致使一些对此类儒生心怀不满的学者们开始利用各种方式排斥儒学，方式之一就是提高黄老之学的历史影响和地位。为了充实黄老之学，亟需从先秦思想中寻找更多思想来源，于是就开始夸大或制造稷下学派。另一方面，强调稷下学派的存在及其在古代受到的上好待遇，恐怕也是在汉武帝思想高压政策之下的士人们的美好愿望之一。
     然而，在汉代所能获知的先秦学术记载中，可信的和有分量的都已经有了明确归属。而且，越是知名思想，越是难以歪曲和重新定性，所以，汉代学者就选择了战国时代那些不入流的学者。这些学者的共同特征是，到了汉代，其生平和思想既不完全又模棱两可，方便随意解释和利用。同时，这批学者的思想又是被间接传述的，容易形成一种神秘气氛。把他们与更具神秘性的黄帝、老子归为一类，显然可以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但是，汉代学者在作这种历史比附时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即：因为让这些人物形成一个学派的随意性太强，就失去了起码的可靠性。

时间：2010年5月8日，18:30

地点：文苑楼508

主题内容：通俗地讲研究生应该如何做学问，如何写学位论文，举了几个社会史研究的例子，比如他有学生做中国现代农村自主办学的案例、山东一个基督教村庄的案例，用了那些村庄自己保存的很多档案材料，颇有独特视角，用的材料也很有说服力，类似于中国“蒙塔尤”式的研究。

总结：语言幽默、深入浅出、关怀现实、性情中人。

朱元璋画像与里贝里，是不是很像？

朱元璋画像与里贝里，是不是很像？

在德国媒体的采访中，里贝里曾爆出自己可能有中国血统，并说他的家族一直流传着祖宗曾做过和尚和乞丐的故事。里贝里的一位堂兄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发现，自己家族流传下来的传说与明太祖朱元璋极其相似。

四大证据：

1.据说里贝里的一位祖宗当了皇帝不久后，被亲人夺位而逃亡到波斯，后来来到了法国。

2.里贝里家中至今保存着一些不知名的中国文物，像极了中国古代皇宫的用品。

3.里贝里的祖先留下了一句后代都要记住的话——我们的家乡在遥远的东方。

4.里贝里家族中保留的一些习惯与中国民俗几乎一样。

专家说法：

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哈哈，太逗了，有意思啊！仔细看看，里贝里和朱元璋还真像。里贝里脸颊和颧骨的轮廓确实在欧洲人中不常见啊。”

毛佩琦（著名明史专家）：里贝里是中国明朝皇室后裔并非不可能，这条消息很有意思。很显然，这是关于建文帝后裔的又一传说，建文帝不仅逃到了海外，而且逃到了欧洲，到了法国。这里面蕴藏的传奇色彩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

萧老师要周五到广州讲这个题目，周四晚上在自己学校先开了个讲座，看下反响，因为是在自己学校，就没那么多程序要走，老萧自己既是主持人又是嘉宾，虽然现在很多学生对讲座都不当回事了，而且还是在晚上，但萧老师还是魅力不减，会议室挤满了人，好久没来这么多人了，就“公民社会”重建的话题，萧老师慷慨激昂了两个小时，学生提的问题也蛮有深度。总结一下他的观点：重建“公民社会”是中国接下来的转型方向，是之前新权威主义社会和之后民主社会的必经桥梁。

作者：汪　伟

　　新民周刊年25期

　　目前中国面临的诸多难题中，最急迫的是重建公民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多元化已经出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多元化由需要社会组织的多元化，但公民组织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始终没有跟上来，始终是滞后的。

　　邓玉娇的行为当然是走投无路，如果她有一个很好的可以保护自己的方法，她为什么不用？在那个非常具体的环境里，这样的方法对她来说是遥不可及的。除此之外，她想不出办法来维护自己的生命和尊严。类似的还有刘某黄事件（6月15日，东莞民工刘某黄因为迟迟拿不到工伤赔偿试图自杀，被劝阻后，与工厂的台商高管发生冲突，持刀杀死二人、杀伤一人——编者）。这个事件是由于我们的制度不健全、渠道不畅通造成的。这样的事情看上去是偶然的，其实每天都在发生。不健全的制度必然造成非理性的现象，反过来又使得民众对他们抱有很深的同情。很多这方面的同情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情绪。这种情绪有可能引发一种愤青式的偏激，也有可能起到正面的作用。

　　在“邓玉娇事件”中，同情的舆论力量起到了正面的制衡作用。和司法的独立一样，网络发达产生的民间独立的舆论的压力，它的正面意义在孙志刚事件中已经表现出来了。SARS事件能够得到比较合理的处置，也和网络的声音有关系，一直到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瓮安事件的暴露和“邓玉娇事件”，网络的正面意义绝对不能低估。但另一方面，因为民众从来缺乏宣泄的渠道与机会，在一个网络完全开放的形势下，非理性的声音有一个井喷时期。对政府来说这是一个考验：你有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来容忍这个井喷期，有没有那么大的魄力，在这个井喷期也能够不动摇地保持网络开放，度过这个难关？

　　不能说有这个井喷期就拒绝开放，你越拒绝就越严重。这个井喷期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能不能安然度过，不光是一个决心的问题，还要有非常高的技巧。

　　在应对网络舆论的过程中，政府行事公正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件事情你处理得很公正，你把事情原原本本、不加隐瞒地说出来，理性的声音就会成为主流。如果信息透明，当政者自己对自己执政的要求要高，没有理由认为网民是不讲道理的。从汶川地震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网民是很可爱的。尽管由于历史的遗存，网络上有负面的、情绪性的东西，但如果处理得很好，就会得到正面的结果——邓玉娇的事情，最近不是淡下来了吗？

　　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不应该把网络上的愤青情绪无限放大，在网络上愤青情绪占很大比例，但不代表社会上的人都是愤青。因为理性的人大多愿意接受信息、获得信息，不愿意发表言论，他是“潜水派”；激进的人往往喜欢发言，称为“灌水派”。“灌水派”的意见未必能代表社会的主流意见，所以不要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不能因为这种假象而引起过度反应。这一点我感受很深。我周围的学生很多，他们都是网民，我接触下来，其中理性的占多数。

　　目前中国面临的诸多难题中，最急迫的是重建公民社会。从历史上来说，所有的国家、民族，古今中外，都存在中间的社会组织，民众在社会中间组织中受到规范，由这个中间组织来和官府进行谈判。在中国古代，有宗法组织，有士绅阶层，在近代有公民社会，有工会、农会、企业家协会，都有中间组织。中国当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中间组织都取消掉了，只有政府和民众的结合，没有公民社会，民众生活在一个政党的基层组织里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多元化已经出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多元化由需要社会组织的多元化，但公民组织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始终没有跟上来，始终是滞后的。一旦发生问题，政府面对的几乎就是一个一个没有组织的、乌合之众的个体。这种个体一旦受到某种力量的诱导，就会走向对抗。

　　这就是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情形。眼下一个有益的办法是让老百姓在社区当中获得民主的训练。老百姓在自己生活的环境当中，获得民主的经验，才能够在未来的直接选举当中，谨慎地使用自己的权力。不经过这一步，民粹主义的革命就会被创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