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75年，台北。79岁高龄的李济开始撰写《安阳》一书。
　　《安阳》的写作意图很明确——让世界了解安阳。
　　为此，李济特意选择了用英语口述，由助手整理成文；也因为此，他特意选择了朴素平实的语言，结合自己的考古实践，从安阳发掘的缘起开始，将安阳共15次发掘的经过一一道来。他还列举安阳发掘的重大成果，告诉人们它在中国考古史上的革命性成就。
　　两年后，《安阳》英文版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随即日文版又问世。这部平实、流畅的自传体学术著作，的确使安阳为更多世人知晓。
　　又过两年，李济去世。《安阳》成为他83年人生中的最后一部著作，一个绝响。今天，最新出版的《李济文集》又将它带到世人面前。
　　
　　2　李济何许人？
　　用著名考古学家、华盛顿大学罗杰斯教授的话来说，“李先生是对安阳发掘的起因及安阳考古发掘工作加以描述，并最后对从安阳殷墟发现的大量资料进行总结的最合适的人。”
　　1928年至1937年，正是李济主持、参与了安阳殷墟第2至15次发掘工作。震惊世界的安阳发掘结果，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20世纪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然而，李济，这个改写了历史、被考古学家张光直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人，却因为种种原因被淹没在历史中。

　　3　从《安阳》一书中，我们能窥见李济学术生涯的辉煌。
　　1896年，他出生于湖北钟祥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后随父迁至北京，考入清华学校。1918年，李济赴美留学，先在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后来发觉自己的兴趣在人类学方面，于是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成为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1923年，李济学成归国，先在南开，旋入清华，就聘为著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
　　说到现代考古学，其理论和方法，是20世纪20年代“五四”运动后才传入中国的。此前，虽有外国传教士等在中国进行考古发掘，但并不能视为中国的考古学。“在中国，真正由中国人搞的考古发掘，便是1926年李济在山西西阴村主持的发掘。”“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这样评价。
　　从西阴村出发，李济踏入了自己考古生涯的黄金年代。1929年，他加入了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为考古组主任，接管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
　　在安阳，李济和他的同事们进行艰苦的田野工作，有多次重大发现，考古成就轰动一时。然而，在1937年殷墟第15次发掘收工后仅18天，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李济随文物辗转西南，继续研究安阳的发现物。1948年底，李济随中央研究院押运殷墟文物至台湾，从此再未踏足大陆，他的名字也随之淡去。

　　4　如今，拂去历史的阻隔，人们看到命运给予李济的流离坎坷，更看到了坎坷中凸显的品质和情怀。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田野考古，不仅需要自己雇佣骡子驮运行李，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走、考察，还要想尽办法，用仅有的交通手段把三吨多重的三千多块龟版整体运走。此外，当时的政客、民众都还不了解科学，李济甚至得和当地政府组织的另外一支发掘队谈判，给附近居民做工作，排除考古干扰。然而，这些困难，在李济的笔下只是从容带过。
　　1937年初冬，辗转西南期间，多位年轻人投笔从戎，离开了史语所。对李济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然而，大敌当前，连自己都萌生赴前线杀敌之念，何况这些热血青年？面对这个“无法回避不谈的重大损失”，李济只能在矛盾的痛苦中进一步坚定自己的信念。
　　1948年去台后，李济梦牵安阳。他一手组建台大考古人类学系，致力于培养人才。1955年，留在大陆的李济之子收到了经多位亲友辗转，几乎穿越半个地球才到来的父亲的一封信。信中，李济兴奋地谈到，他遇到了一个绝顶聪明又极其用功的学生（张光直），打算把他送到哈佛深造。60年代，李济托人给儿子带来的一封信中，又一次提到张，对他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不想回台，流露出伤感。
　　培养人才的同时，李济仍孜孜不倦地继续研究。《中国文明的开始》、《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殷墟铜器研究（5种）》等著作，都为上古史的探索提供了坚实的证据。他也一直关注彼岸的考古进展，念念不忘两岸合作。他甚至购买流转于日本的安阳甲骨文拓片进行研究……

　　5　去世后，他的个性被世人评说：“他总是直道而行，不懂得绕弯。”“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待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当年克拉克大学的同学徐志摩对他的评价———“刚毅木讷，强力努行”，不曾改变，伴随终身。
　　同时，他的功绩也被历史评说：“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随着他的过世，一个巨人消失了。”
　　所以，无论是否被世人喜欢、知晓，起码中国的考古学会记得李济，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安阳会记得李济。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已有了一个“李济的安阳”。

和李济强调19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是学者们不断努力的结果一样，他自己对安阳的贡献和作用，也绝不是偶然。他没有什么好运气，不似一锹下去发现兵马俑的那位农民，误打误撞地发现了历史。他反倒像一个真正的农民，躬身耕耘在历史的田地里。和一些高谈文化、阔论历史的人相比，这个埋头前行的人更值得“文化脊梁”这个称号。
　　1954年，李济在写给他最得意的弟子张光直的信中袒露心迹：“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的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的在那里摆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
　　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我常如此想——对于纠正这一风气，却有一份责任；所以，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做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慧；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做若干贡献。你们这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

　　（《安阳》，收入于《李济文集》卷二，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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